我是在出差前一天惊闻匡培梓老师仙逝的噩耗的。顿时，先生的音容笑貌、行为事迹一下子连绵涌入我的思绪。匡培梓先生是在我所发展的艰难时期承担所长重任的。对我个人而言，在先生的任上，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留所继续从事研究，学术职务一步步提升。可以说，我是在先生的注视和关怀下完成自己的初步学术成长的。先生不仅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无比敬重的学术前辈。在这里，我选出几则小事与大家共享，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和敬意。这几件“小事”，既能够体现先生的崇高品格，也成为鞭策我终生的行为楷模。

　　我是1988年考入中科院心理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当时全所一共只有3名博士生，而我这届只有我一人。先生当时正担任我所所长。所里对我们几个博士生是非常重视的，选派了有很高学术名望的老师为我们开设专业课程。我入学没几天，匡老师就找到我——不是派人召我去她的所长办公室间她，而是先生找到我工作台所在的房间。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面见先生，又是作为所长的先生屈尊来找我，所以很感惶恐。先生好像看出我的局促，就说是来找别的老师的，刚好看到了我。接下来的谈话让我意识到，她其实是以所长身份专门来同我谈心的。先生先是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对本所研究条件的感受和要求。听完我的简单回答后，先生开始谈起当时我国心理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我所在国内心理学界的学术地位和社会责任。她是从自己留学苏联的经历谈起的。听得出，先生对那时的学习和研究生活很是怀念，特别是对那时那里的学术自由氛围非常推崇。同时，我也能感受到，由于中苏两国间的政治意识形态争端，许多如先生那样的留苏学生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先生也为自己没能完成博士论文研究而深感惋惜。说到这里，先生的话题转到我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上。她谈到当时社会上三教九流都热衷于下海赚钱，读学位、做研究不再被人们所崇尚、所追求。“但是，社会和国家总是需要这些的。总要有人做这些吧。”我加上引号的这两句话，绝对是先生的原话，因为这两句话，以及先生说这两句话时的语气，我永远不会忘记。先生的谈话，没有居高临下的空洞说教，没有怨天尤人的悲观放任，却字字针砭时弊，通篇充满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我毕业后选择了留所继续从事研究。留所后不久，我的孩子该上幼儿园了。当时中科院第三幼儿园每年给我所一个入园名额。我是很晚才知道有这个名额的。当我向所综合办公室询问此事时得知，先生也已为她的孙子申请这个名额。当时我就想，这个名额没指望了，还是再想别的办法吧。可是没过几天，所办就通知我，要我办理孩子入托三幼的手续。到了所办，我谨慎地探问，那先生的孙子怎么办？所办的老师告诉我，先生在给自己孙子挂号时就明确表示，要首先满足本所职工的需要。听了所办的说明，我除了如释重负外，更是深深的感动。我当时仅仅是名助理研究员，毕业留所刚刚两年，就能享受这样的优待。如果没有先生处事公道的明确表态，我是不会有这样的优待的。在这件事上，先生同我从未接触过。她大概不知道，她的公道态度给了这样的晚辈科研人员多么大的宽慰和鼓舞，更不会想到，她的行为已成为我为人处事的终身楷模。

　　我留所工作后，先生仍然担任我所所长。有一天，我路过她的办公室时，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开着的门看到，本所两位前辈副研究员老师背对着门站在她的办公桌前，正在向坐着的先生强烈争要着什么。先生当时就看到了我，向我作了个轻松、祈使的笑容，像是在说，你可别看这些。于是，还没等那两位老师觉察到，我就闪身过去了。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在争执什么。多年以后，在所继续教育中心在平谷金海湖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先生。那时，先生已经卸下了所长的重任，又因为健康原因，已不常到所视事了。因此，那是我时隔多年后又一次见到先生。在那样的神仙会期间，与会者有较多时间天南海北地神侃。我也跟先生轻松地聊过几次。一次，我提起了那次撞见的争吵，然后套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台词调侃说，当个所长可真难啊！你要是爱一个人，就叫他当所长，因为那是荣耀；你要是恨一个人，也叫他当所长，因为那是受罪。听了我的话，先生笑了。那是一种长辈对晚辈嗔怪的笑。先生轻松地说，她可记不起我提到的那件事，“记不起啊！真是记不起啊！”我不能断定，先生是不是真地回想不起那次不愉快、不轻松的对话。也许，那样的经历对先生而言并不止一次。但是，我从先生的轻松谈笑中，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先生那宽厚的胸怀。我曾多次说过，我们学术前辈的某些高贵品格，我永远也学不来。在写这篇缅怀的短文时，我仍在想，先生那宽厚的胸怀，也是我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