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匡培梓先生

　　49年前（1963）我从北大生物系毕业考入心理所，在四室作研究生。当时匡培梓先生在三室做儿童发育迟滞的研究，我们只有见面打招呼的交情。直到1966-1968年“文大”期间，我们才有机会一起讨论心理所的过去和未来。记得那时还查阅了心理所的一些史料，我发现她非常善解心理学界同仁和老前辈，即使在那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气氛中，和她交谈总能得知那些“另类”人物的难得之处，在她的口中从未把任何人说得一无是处。她的这种品格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我随后离开心理所去辽宁抚顺市工作的十年间，还与她保持着不时的书信联系。记得有一年，我十几岁的儿子单身到北京游览，就住在匡家。正因为有着这种联系，1977年底，我意外收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任仁眉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调入北大工作的信件时，没有立即回复， 而是先发信取得匡先生的意见。我还记得匡先生的信写的很坦荡，她说：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心理学要发展，心理所也一定会恢复； 但是中国科学院面临的问题很多， 至少现在还无法考虑从外地召回原有心理所研究人员的问题。 既然北京大学走在前面，要恢复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您就不要再等待心理所，先回到北京大学， 以后便于我们合作研究， 共同发展心理学。正是在收到了她的这封回信， 才使我提笔给北大写了答复的信件。1978年8月我在北京大学报到后，前去拜访匡培梓先生。她十分高兴地说：北大办事真快！你回来多好，在北大教书和研究， 我们多多来往！

　　是的， 在那十多年间，匡先生把我们生理心理学这个小学科带到广阔的学术联系之中， 那些年的生理心理学专业学术会议规模远大于我们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数，不仅有全国神经生物学界的同事参加，还有神经内、外科的医学界、军事医学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我想这不能不说是与匡先生的坦荡胸怀和善解同行的品格有关。她联系同行不限于追求直接的专业效益， 更多的是为发展心理学乃至发展国家的科学事业。我想这种坦荡的胸怀中，充满着发展科学的追求和不计个人或局部功名的品格。 这种品格正是我国现阶段发展中所最需要的，所以， 失去这样的科学家我感到很惋惜！我们永远怀念她！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沈政，2012年8月12